大师侯孝贤——他来自江湖，又退隐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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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侯孝贤还会在长片《车顶上的玄天上帝》中署名制作人，该片是他长期合作的美术指导黄文英首部导演作品。

2015年获得戛纳最佳导演的《刺客聂隐娘》，成为侯孝贤执导的最后一部电影。

犹记得在2020年，最治愈人心的电影瞬间，来自金马奖。

当时73岁的侯孝贤获得金马终身成就奖，日本导演是枝裕和提前隔离十四天，专程来到现场为他致辞。

这位侯孝贤迷弟，当晚主动更新了自己的身份：

“当然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他其中一位儿子”。

认“父“现场，引得满堂彩。

眉目越发慈祥的侯孝贤“wo~”得一声，少年心性犹在。

后续为侯孝贤上台颁奖的“福禄寿”——摄影李屏宾、剪辑廖庆松、声效杜笃之，醋意大发：

“侯导不是只有一个儿子，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这些中国台湾电影工业的执牛耳者，可以称为侯孝贤的徒子徒孙。

与之共事的时间，像李屏宾说的，“加起来都几百年了”。

从领军“台湾新电影运动”，千金散尽只为拍好电影，再到接手金马行政事务，创办“金马电影学院”，不遗余力推新人。

侯孝贤对中国台湾乃至华语电影事业的发展，居功至伟。

据说，最初接到获奖通知时，侯孝贤的第一反应是要把奖金，反向捐给金马奖。

工作人员十分感动然后提醒他，终身成就奖是没有奖金的。

台上的和乐融融，之所以能那么动人。

因其不是对位高权重者的虚词吹捧，而是对鞠躬尽瘁的大家长和精神之父的由衷爱戴。

人们对他的爱，除了他艺术上的成就、做出的贡献，更多的来自于侯孝贤个人魅力。

正因他是如此可爱的一个人，才能拍出如此有生命力的电影。

茬架男孩

侯孝贤来自江湖。

他从小在凤山的城隍庙长大，打架是他们那代孩子的社交方式。

内部打完，再去跟外面打。

想要建立自己的名声，那就“打一次大的”，比如砸士官俱乐部。

侯孝贤个子小，但是架打得又猛又勇。

慢慢地，他发现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了，多少会带点尊敬。

朋友受欺负，跑回来找他撑腰，说报他的名字不顶用。

侯孝贤冲过去找到那人就打，发现对方并不还手，“不知道为什么，原来你已经有（名声）累积了。”

《童年往事》

暴力的直接有效，一度被他带到电影片场。

那个年代，片场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

出了状况，直接开打，“几乎每个片子都打。”

彼时还在当编剧的侯孝贤，有次开工迟到了，被同一个公司的导演和副导，联手给难堪。

侯孝贤不废话，挑起架头：“好，到外面来。”

这一招屡试不爽，对方再不敢吭声。

还有一次在《就是溜溜的她》——侯孝贤执导第一部片子的片场，制片和摄影助理突然打起来了。

两人一前一后地追着，侯孝贤也不自觉地跟着跑。

跑到一半，他突然想，“不行，今天我开始当导演，不能打了。”

果然说到做到，当导演以后，再没打过人。

但后果是，侯孝贤的手经常骨折受伤。

因为脾气上来的时候，他只能用拳砸门，砸墙，或者砸其他任何面前的物件。

到了片场，若看到侯孝贤手上突然缠绷带打石膏，所有人都会识趣地乖乖闭嘴。

当然，市民侯孝贤可以不管这些。

有天侯孝贤拍完戏，深夜坐计程车回家。

结果在车上和年龄相仿的司机聊起了政治，话不投机、争执激烈。

两个五十几岁的人，居然把车停在路边，扭打起来。

打完后，两个人整了整衣服上车，当作无事发生，继续往前开。

三个眼神

少年侯孝贤，是个“无恶不作的小混混”。

打架、偷钱、赌博。

家里用来维持生计的存折，都被他偷去赌博，而且只玩赌赔比率最大的。

在家人眼里，侯孝贤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坏小子。

后来拍摄自传电影《童年往事》，侯孝贤称自己拍的其实是童年时代忘不了的三个眼神。

第一个眼神来自母亲。

当时母亲得了喉癌，刚从台北看病回来，晚上她正在整理东西，侯孝贤问“你在干吗”。

他忘了母亲说过什么，只记得她看了自己一眼。

眼神里满是责备——你怎么可以乱家里的花钱？

第二个眼神是在母亲去世的时候。

因为母亲是基督徒，葬礼上大家都唱圣歌送别她。

侯孝贤站在哥哥后面，一边唱歌一边哭。

结果哥哥回头看了他一眼，仿佛在问“原来你也会哭啊？”

最后一个眼神是在祖母去世的时候。

当时87岁的祖母已经器官衰竭、大小便失禁，终日躺在榻榻米上。

爸妈病逝，哥姐又都在外地教书，家里只有侯孝贤和弟弟负责照顾祖母。

直到有一天发现蚂蚁爬到了她的身上，他们才知道一直昏睡的祖母，已经去世了。

殓尸人掀过祖母的身体，发现身下已经流出了血水。

他回头狠狠看了他们一眼，眼神明显在骂“不孝子孙”。

这三个眼神都跟死亡有关。

在这些瞬间，侯孝贤正慢慢形成看待世界的方法。

一个热情的白羊座导演，为什么拍出来的电影总有股苍凉的味道？

侯孝贤后来才明白：

我们在童年已经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个眼光，是逃不掉的，不自觉的。

当兵后，侯孝贤不自觉地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

他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而没有成为一个帮派分子。

这是从小生活的环境，无形之中决定的。

他的父亲曾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母亲是小学老师。

侯孝贤的少年也不光只是打架，同时还看了很多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还有戏曲和电影。

其中有一件事情对侯孝贤触动很大。

他那个说提他名字没用的朋友，再度闯祸，让他去帮忙。

打完架后去朋友家玩，朋友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校长，问起了侯孝贤的父亲，表现出非常大的尊敬。

年少的侯孝贤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我当时就明白其实我不可能变坏，家里父母加上从小看过的这些书，一定会在无形之中带给你影响。

就像我每次去打架都是被别人拉去帮忙，我没有办法无缘无故打人一样。”

生命的经验

侯孝贤的电影，是生命经验的胜利。

真实平淡，同时意味悠长。

就像他最喜欢的男演员，布袋戏大师李天禄。

大致的戏讲给他听后，他在镜头里就可以即兴表演，用的完全是自己的语言。

围观的人看他的戏，直接哭出来，说像看到自己阿公。

李天禄在《恋恋风尘》里演主角阿公

谈创作时说，侯孝贤说，“照理论拍就完蛋了”。

他不喜欢提前框死的东西。

是枝裕和携处女作《幻之光》去威尼斯时，曾向他取经。

原本期待被表扬的新人导演，结果等来了侯孝贤的批评，“为什么要提前画好分镜？”

在他眼里，怎么摆镜头，当然要到现场看环境和演员的状态，才能决定的。

在那之后，是枝裕和拍电影再也不敢画分镜。

侯孝贤有很多剧本都是聊出来的。

比如《冬冬的假期》是朱天文的故事，《恋恋风尘》是吴念真的故事。

吴念真

《恋恋风尘》上映后，很多人跑去吴念真家里追问他的初恋往事。

现任太太一开始还泡茶接客，最后终于忍不住，在丈夫面前哭了起来。

吴念真很愧疚。

“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太太，某些部分是很可怜的。”

“因为那时候是身家性命掏出来给别人看嘛。”

《南国，再见南国》则加入了演员高捷的人生经历。

电影中有句经典台词：

“X他妈的，我就想开个餐厅而已，还要过五关斩六将。”

当演员之前，高捷是一个饭店大厨。

《南国》里不仅是真手艺上阵，包括后来的《海上花》，满桌子的美味珍馐其实都是高捷亲自做的。

《好男好女》去戛纳参展期间，高捷、伊能静、林强三个人租了个公寓，整天玩在一起。

侯孝贤看到三个人的状态，后来才有了《南国，再见南国》的故事。

这些个体的生命经验，经过摄影机投放后，在全世界范围内释放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就像贾樟柯当初看到《风柜来的人》，感到分明在拍自己山西老家的那群朋友。

赤子归心

创作是一个人最好的名片。

侯孝贤的电影有多真实，他的人就有多真实。

反之亦然。

上世纪90年代，侯孝贤曾担任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监制。

按侯孝贤的意思，这电影应该拍成《红楼梦》那样密密实实的大家族生活长卷。

当时年轻气盛的张艺谋一句都没听进去。

他将故事背景搬到山西的乔家大院，利用构图和色彩的符号学，去展现一个封建女性生存的压抑空间。

以自己的路径，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认可。

十几年后，张艺谋带着商业大片《英雄》，来到台湾与侯孝贤碰面。

他没有评价电影好坏，而是说，这是一部中国需要的主流电影。

再到后来被问及对《千里走单骑》的看法，他直言“张艺谋的笔秃了，想回也回不来了。”

两个人，还有田壮壮，在八九十年代曾经是相谈甚欢的好朋友。

但无论是创作还是生活态度上的分歧，两个人注定要渐行渐远。

与大陆提供给张艺谋的权力场域不同，侯孝贤始终在轻盈地生活着。

早年，杨德昌找不到投资，他抵押自己的房子，帮他投拍《青梅竹马》并亲自出演男主角。

《悲情城市》意外卖座，他把自己的分红拿出来，让杜笃之和廖庆松升级设备。

老婆永远在骂他赚不到钱，因为赚一点都分光了。

侯孝贤认为千金散尽是种气魄，“你舍不得放怎么会空，不空又怎么去装？”

几十年来，荣誉和地位并没有改变他的行事方式。

金马执委会主席五年就任期间，侯孝贤的一大创举就是金马影人夜市趴。

大咖名流穿着西装，在帐篷里的夜市大排档豪放开吃，抽烟喝酒聊电影。

麦霸侯孝贤则会登台献唱《黄昏的故乡》和《悲情城市》，作为宴宾保留节目。

1997年，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拍了一部纪录片——《侯孝贤的画像》。

早已蜚声国际的侯导，带着外宾去参观自己的出生地。

路上遇到了以前的邻居，他热络地跟对方攀谈，80岁的老爷子这才认出他来。

他是谁，他经历过什么，侯孝贤都能一一细数给法国人听。

见到儿时玩伴，还跟他们一起玩了会儿玻璃弹珠。

弹珠比他们小时候玩的那种，大了许多。

不论过了多久，去过多远的地方，他始终是奶奶口中挨家挨户寻找呼喊的“阿哈”。

童年的他，站在芒果树上。

感受着风、蝉鸣，树的摇晃，那一刻也许已经是他生命永恒的凝结。

《刺客聂隐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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