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人 | 卞智弘：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城中之城》，点亮陪伴观众的那盏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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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十月围城》，十年磨一剑

2004年，正当卞智弘思考未来道路的时候，张艺谋找到了他。

说起跟张艺谋结缘，还是他担任《演艺圈》杂志主编之后的事情。张艺谋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拍完一部作品之后，会邀请业内人士观看并提出意见。在《十面埋伏 》的看片会上，卞智弘和妻子吴楠给出了大量中肯的意见，吴楠也是电影学院毕业，夫妻二人令张艺谋印象深刻，所以这次找到卞智弘，是想委托他们夫妻二人创作一部电影剧本，这就是后来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卞智弘成为专职编剧的开始。

当时卞智弘二十多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候，对于创作上的分歧，敢于坚持意见，即使导演是张艺谋。在进行了一年半的电影剧本创作之后，剧本完成，卞智弘也正式下定决心投身编剧创作。

接下来的项目是2007年播出的电视剧《大刀》，这成了卞智弘的首部电视剧创作。

这部以29军长城抗战为历史背景的故事，对于战争题材电视剧和反映国军抗战方面均可圈可点。随后又有了《民国往事》《赶走你的忧郁》等作品跟观众见面，可以说每年都有新的项目找上门来。

如今回头看，1997-2007这十年间，正是中国电视剧发展的黄金时期，大量资本涌入，各种类型的项目呈井喷式出现。行业的兴盛催生了对于编剧的渴求。

当时的编剧来源主要分为两大块，一部分是从电影学院等相关院校专业科班出身的编剧，而另一部分则来源于从事小说创作的文学领域，在最需要编剧的时候卞智弘躬身入局，可谓恰逢其时。

卞智弘常常感慨，自己赶上了纸媒的黄金时代，又赶上了影视的黄金时代，相当于邮差敲了两次门，算是非常幸运。

2008年对于卞智弘来说，又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卞智弘作为一个项目的编剧，刘和平则是该项目的策划。

第一次见到刘和平的时候，卞智弘对他并不了解，也没看过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所以见面之后跟刘和平侃侃而谈，提起初次见面的场景，“我当时还给刘老师开书单呢！”卞智弘回忆道。

见面之后的当天夜里，网购的《大明王朝1566》剧本到了，卞智弘打开书一直看到深夜，非常震撼。第二天就给刘和平打电话，深感自己昨天的行为有些唐突。刘和平表示并没有什么。这一段插曲，后来刘和平经常拿出来打趣卞智弘。

双方合作之后，卞智弘感到这个项目比较棘手，进展很慢。2008年到2009年，他写出的剧本都不理想，最后在刘和平也上手参与的情况下，仅仅做出来了一份大纲，这是入行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之前他基本保持着一年一部剧的创作速度，最多一年半，卞智弘就能完成一部剧本。

在这种情况下，卞智弘决定去庐山找刘和平。

当时刘和平除了给这个项目做策划，手头正在创作《北平无战事》，同样也是写得比较艰难。卞智弘先是在庐山跟刘和平一起创作了半年，随后两人返回北京，卞智弘拉上吴楠一起参与到创作之中。

刘和平与卞智弘，2009年摄于庐山

每天上午，刘和平口述《北平无战事》的剧本，卞智弘和吴楠打字记录，下午三个人聊项目的思路。

那是一段比较辛苦但是难忘的日子，每一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卞智弘深感此前的自己是不懂创作的，刘和平给了他更多的启迪。然而这种磨合是痛苦的，整个2010年，两个人反复推翻之前的想法，最终一年只创作了9集剧本。

从2008年到2010年，卞智弘算是度过整整两年比较蹉跎的时光，项目最终也夭折了，但是这两年对于他来说，是脱胎换骨的两年，也是潜沉学习的两年。

那个时候正处于一种“蛇蜕皮”的阶段，摒弃了以往的创作经验，但新的创作方式还没有打磨成熟，直到电视剧《十月围城》这个项目。

如果说卞智弘以往的创作是偏本能的，从外部着手写剧本，那么刘和平教会了他从内而外去创作剧本，把旧的创作方法重新打磨。当这一套打磨好了之后，写《十月围城》的时候就有了用武之地。

当时电视剧《十月围城》的创作团队包括卞智弘、吴楠和周鹤洋，林黎胜担任策划，四个人一起聊大纲和故事分集，剧本的具体执笔则由三位编剧负责。卞智弘在创作中越写越顺，所以最终呈现出的作品质量非常高。电视剧《十月围城》在2014年播出，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至今豆瓣还高达8.6分。

从2004年《满城尽带黄金甲》开始做专职编剧算起，到2014年的《十月围城》播出。十年磨一剑，卞智弘在编剧上的任督二脉算是彻底打通，只是起身四顾，才发现影视行业的环境已经不像十年前那样简单了。

02

每年都有项目写

但是少有作品跟观众见面

2014年的中国影视行业，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领域，大量热钱涌入，市场的逻辑、观众的审美都在急剧发生变化。作为编剧，这些自然会反馈到卞智弘身上。

但卞智弘对此的反应是后知后觉的，他的想法很简单：有项目工作起来就紧张一些，没项目就放松一些，但是陆续的几个项目都不顺利。“有拍了不播的，有写了不拍的，还有项目做到一半夭折的……算起来这几年其实我没闲着，但真的确实没有作品跟观众见面。”

今年，卞智弘和吴楠担任编剧的电视剧《龙城》播出。其实这个项目从2018年就开始创作了，中间命途多舛，一度已经停滞，好在峰回路转，最终跟观众见面。

“创作这回事呢，本来不求花出去的功夫都有回报。但事实上只要你是认真的，几年后看，会发现其实都有回报。哪怕没有回报我也觉得很正常，因为这个时代的车开走了，你被撇下。当然有时候这个车还会回来接你，比如说《龙城》。”

一剧一命，卞智弘对自己的剧本并不担心，毕竟编剧的项目成活率本来就不高，一般都在30%左右，最幸运的也不会超过50%。卞智弘在这点上看得很透，从2014年至今，影视行业夭折的项目太多了，对于编剧来说，只是少挣一个项目的钱，可对于那些制作公司来说，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2021年之后影视行业开始逐渐处于恢复期，等到进入“降本增效”时代之后，对于剧本的重视又有所提高，这和“热钱时代”的逻辑不同，开始回归以往的优良传统，编剧的好日子又要回来了。

如果把影视行业做一个划分，可以分成三大块，包括服化道在内的导演团队、演员和编剧，相当于三个草莓，而影视行业就是把这三个草莓摞起来的行业。

2014年之前的逻辑是把三个草莓摞好才能卖出去，而“热钱时代”只要有一个草莓就可以作为商品售卖，这其中编剧是最受忽视的。

在没有电视剧作品问世的这几年间，其实有一部2015年的电影《王朝的女人·杨贵妃》。这部电影问世之后引起了很多批评，谈到这部作品，卞智弘也坦诚地表示了编剧的无奈。

电影终究是一种二度创作的艺术，体现编剧创作的东西会少很多，一部电影的好坏跟剧本有关，但是又没那么大的关系。

卞智弘表示可能自己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跟张艺谋合作过，见识过比这部电影场面更大的批评，所以不太会被外界的风评所影响。“一部好的影视作品，编剧其实都是沾光的。如果这部作品沾了导演的光，下部作品可能就还回去了。既没有谁对谁错，也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

当年跟随张艺谋工作的经历让卞智弘学到了很多。张艺谋当时是把电影分成五部分，第一部分叫原著，第二部叫剧本，第三部是导演台本，第四部分是现场演员以及各部门的发挥，第五部是剪辑，这五部分都得好才能成就一个好电影。而且这五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每部分占20%，而是做乘法，哪怕其中四个部分都做到了100%完美，剩下那个部分的失误也会拉低整个作品的质量。

“写剧本就是为了给二度创作提供的一个基础，你要对二度创作有所了解，这样心态会端正一些。一个甩开了二度创作的极优秀的电影剧本是不存在的，这是它跟文学的区别。”

03

回顾多年创作历程

思考编剧生涯得失

在豆瓣上，除了9.1分的《哪吒传奇》之外，8.6分的《十月围城》是卞智弘得分最高的作品。今年距离创作《十月围城》过去了十年，回看这部作品，卞智弘却自陈可能不会给它打高分。

如今在他看来，编剧找题材和立意是最重要的，“电视剧它终究是一个大众艺术，编剧的表达要跟今天的观众能达到共鸣。所以要表达什么我觉得是第一位的，而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

在回看《十月围城》的时候，卞智弘觉得创作这部剧的时候还是有些精英视角和文人倾向了。这也跟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如果今天重写这个剧本，卞智弘会赋予主人公更细致的成长，也会少一些说教。

有了这么多年的编剧经验，对于创作是什么，卞智弘也有了更深的理解。那就是创作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平行世界，它是一个完整的戏剧空间，这个戏剧空间里有独立的逻辑，能够让人沉浸其中。

在卞智弘的工作室里，墙角放着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画像，九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求学经历对于他的烙印还是很大，那段时光给了他广泛的兴趣和精英主义的审美。

当然，更多的成长还是在从事编剧之后。在他看来，一个编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成长，理论水平再高，也无法直接转化成剧本。

谈到未来，无论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卞智弘都有项目陆续开机，比如张永新执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也有刚刚杀青的电视剧，如滕华涛导演的《城中之城》，它们都等待着跟观众见面。在这个盛行短视频的时代，卞智弘并没太多的忧虑，就像他在“热钱时代”依然埋头创作一样。

他认为过度担心短视频争夺观众时间是没有必要的。长视频的未来如何，还是要看观众的需求，“有时候观众只是需要一些娱乐，游戏、短视频就能够满足了，不一定非要看剧。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编剧怎么写观众都不会看。但是当观众不满足于游戏、短视频的时候，需要更多精神慰藉的时候，长视频就有了用武之地。”

“影视作品终究是一种陪伴，像一盏灯，抚慰心灵，指引方向。无论什么时候，观众有需求了，回头看去那盏灯始终都在，这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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