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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所有优秀的战争片几乎都需要讨论的一项母题：面对战争的残酷性，人在求生本能与家国大义之间的摇摆挣扎。《志愿军》恰恰呈现了，在当时刚刚结束解放战争之后，将士们近在眼前的平安生活与又将奔赴朝鲜战场的残酷之间的挣扎。每一位战士的英勇冲锋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挣扎之后想透彻了才做出的抉择。

这个中间思考的过程，才是戏剧张力之所在，也是观众真正能体会到志愿军伟大之所在。如王砚辉饰演的彭德怀在影片中所言，“你我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付，儿子付，孙子付。我们这辈人，一身血，两脚泥，还是我们付吧。”

更全面地反应战争前观点的辩论，也有助于让观众摆脱过去结果倒推下的简单叙事，真正进入到彼时的情景，了解当时国家所处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从起点开始看这场战争，才能真正体会过程和结果的伟大。

朱亚文饰演的归国军工专家吴本正，在战前一众斗志昂扬的筹备会议中，实实在在地计算了当时中美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发出基于理性的“第二种声音”。这并非源自怯懦，而更是作为军工专家对专业负责，作为中国人对刚刚建立的新政权归属感与负责感的体现。恰恰是有这样观点上的碰撞，才能有更加坚决的行动。

由此也可以看出，《志愿军》采用“全景式”呈现的核心在于，相比于单纯的战争场面，增添了更多战场内外的文戏部分。在战场之外，外交场合的交锋是影片的又一亮点，这是鲜少在国产影片中出现的维度。

《志愿军》呈现了以伍修权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团队，首次参与联合国会议的历史。在影片的交叉叙事中，一边是朝鲜战场的战火连天，另一边在外交场合里也在上演没有硝烟的战争。

外交视角的加入，无疑拓宽了观众对战争时期大国博弈的认知——武能以弱胜强，文能以理服人。

为了更真实地呈现外交场景，电影根据历史资料等比例还原了当年联合国会议现场，大到场景道具，小到人物表情动作，都力求与当年的真实情况一致。因场面大、人员多，这场戏仅西装就多达700套。

这是《志愿军》的一个缩影，全力还原史实是它最大的主旨。总出品人、总制片人、总监制傅若清曾在映后现场分享，“这部影片实际上是三部曲的史诗性影片，我觉得这部影片的呈现会有文献意义。”

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文献意义”在过去很难被认为有市场价值。但今年暑期档《长安三万里》的成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证，它证明全力还原史实的策略也有机会带来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一定程度上，观众的变化速度是超过从业者的预判的。过去的电影投资逻辑在新一代的观众身上未必成立，因此过去的“有风险”或许才是现在的“有机会”。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题材，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大有可为。

市场到了呼唤诚意的时刻

随着观众对电影市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每个电影背后的创作历程产生更深入的认知，一个显见的趋势是，观众对电影项目背后的创作诚意，开始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演员为了影片做了何种程度的努力、服化道设计如何精益求精、剧本创作历经了如何版本的变迁……这些会被放在幕后制作特辑中的内容，也会被喜爱电影的观众反复咀嚼，并最终成为自来水向外涌动的源动力。

作为陈凯歌从影以来最艰难的创作，无数团队成员耗时三年以上的心血，《志愿军》自然是不缺乏诚意的。

据美术指导陆苇介绍，项目前期画了上万张的美术概念图，搭建了1万多平米的道具库，道具有10万余件，其中像飞机、坦克这些重型武器道具很多都是按照1:1还原制作，有的一场戏拍下来就直接报废。除去野外场景，拍摄场地总占地面积高达100万平方米。影片中的鸭绿江大桥，也是剧组到实地测绘之后，根据数据结合史料1:1还原的。

为了达到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状态，剧组把二手平台上能找到的上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的旧物都快买空了，“看到恰当的东西就都买回来，买不着再定制。”整个三部曲涉及到的服装共有25000套左右，其中近50%是志愿军的军服，每套衣服经过七八道步骤做旧，还原衣服在不同阶段穿过、战斗过的状态。志愿军的背包行囊也多达1800多套。

在细节方面，主创团队更是要求到极致。据造型指导陈同勋透露，作为归国军工专家，吴本正的领带和着装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白头发的比例都要严格把握，按陈凯歌的说法，“白头发再稍微多一点，有点少白头的感觉，忧思深广的人才会这样。”

饰演江潮的黄晓明，会在每次拍摄前，特地将嗓子喊哑，以呈现战场上将领更真实的状态。扮演唐笙的章子怡，拜访了曾在联合国担任同声传译的前辈，上英语课练习唐笙的英式发音。扮演李默尹的辛柏青透露，他和剧组的很多演员在开拍前参加了将近一个月的军训，以规范军姿和增强体能，“在这期间，我自己也有阅读百万字的抗美援朝的文学作品以及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将领的回忆录等等。”

对细节的追求不仅是笨功夫，也是巧功夫。一些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衍生出的细节处的艺术创造，更能带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陆苇提到，“我们这次做了很多战场，好几十个，因为战场多了的话对观众而言会有一定的审美和认知上的观影疲劳，所以我们会一直找主题上的差异，通过一些依托，比如雪、雾、火等等。”

在高潮段落松骨峰战斗中，主创团队给这座光秃秃的山上栽种了一颗松树，据陈凯歌透露，“之前我们查过资料，松骨峰上并没有这么一棵树。但我想既然要写松骨峰，可能要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明白的意象。”一棵孤零零的松树，将这场残酷战役的凛冽气质点明，从视觉和文本两个层面都极大地辅助了表达。

在长期筹备和拍摄的过程中，除了项目本身的难度之外，对外部市场的变化能否做到平常心也是一重考验。《志愿军》从2020年开始启动，彼时的电影市场正处于起伏的开始，谁也不知道这时做一个三部曲要面对怎样的未来。陈凯歌导演曾在发布会上提到，“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我们对自己的片子也有一个新的要求。就像一个僧人，每天早上敲钟、洒扫、念经等等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僧人没有什么野心，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只管一万，不管万一。”

这种“只管一万，不管万一”的诚意，才最终让影片克服了重重困难，在今年国庆档与观众如期见面。它将为行业检验，当宏大叙事的影片往更全景式、还原史实的方向努力时，观众是否会因为它的诚意而产生更浓烈的兴趣。

这或许就是新的市场规律被建立的另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