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了拍电影，他当了一年的矿工
提到山西电影，大部分影迷都会想到贾樟柯导演。这位擅长拍摄底层、乡土和“江湖”的导演，用他的镜头给世界展示了一个不加修饰的山西。时至今日，还有人会批评贾樟柯在抹黑山西，认为他刻意只把山西不好的一面呈现给外人。但更多的人是感谢贾樟柯的，因为他让山西人的生存的姿态被世人看见，让他们在银幕上活了过来。
近期，一部有关山西的独立电影《夜幕将至》上映，它成功延续的是贾樟柯以来的写实路线。2023年的平遥国际影展上，新人导演菅浩栋荣获“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以及桐叶荣誉三项大奖。同时，他还获得了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注目未来单元”最受注目导演奖。这样的新人本可以用幸运来形容，但只要看过他的履历，你会感叹这是他应得的。为了筹钱拍电影，非科班出身的菅浩栋毕业后当了一年矿工，这段离奇的经历，让他成了中国最懂煤矿的导演，也让他对家乡山西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如今，他选择手执导筒再次拍摄家乡的故事，影像中有对诗意瞬间的捕捉，但更多是对稀松平常的日常做的白描。在面对这些大部分创作者都觉得缺少戏剧冲突的素材，却是菅浩栋最私密的记忆。该如何解码这一系列加密的影像，我们来听听菅浩栋导演怎么说。
导演菅浩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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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所爱，我可以忍受眼前任何不喜欢的事情
南都娱乐：你还能想起2023年平遥国际影展时，从贾樟柯和宁浩手中拿到“费穆荣誉最佳影片”的心情吗？
菅浩栋：当时像做梦一样的状态，我确实从来没想过这部电影能拿“最佳影片”，前面拿了“迷影选择荣誉”跟“桐叶荣誉”，我已经非常知足了。所以最后再颁一个大奖给我的时候，我觉得很意外，像做梦一样，就连主持人在念（获奖）词，我都还没能清醒抽离出来，也不会去展望什么未来。
南都娱乐：得奖当晚是怎么庆祝的呢？
菅浩栋：很日常普通，其实那一天结束后，有同行朋友叫我们去聚餐，但当时已经晚上11点多了，比较晚，颁奖结束后第二天大家都要走。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团队四个人一起回酒店聊聊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晚上。
南都娱乐：你曾经做过矿工的经历，让你成为了中国最懂煤矿的导演，现在回看，这段经历给你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菅浩栋：我觉得在煤矿的这一段经历，磨炼了我坚韧的品质，如果我有喜欢的、想要去做的事情，那我可以忍受眼前任何不喜欢的事情。因为我在煤矿的时候就是很清楚明白，我去那的目的是赚钱。赚到钱，然后离开去拍我的片子。所以在煤矿工作时，一些老工人或者一些班长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我都会比较听话，因为我知道我来这不是去跟他们发生冲突的。哪怕他们让我去做不开心的事，他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听话去做好。我拿到了该有的工资，一年之后我就离开。（这段经历）特别像《肖申克的救赎》主角安迪一样，他为了能越狱忍辱负重30年，他可以忍受所有人对他的侮辱、谩骂、指责和殴打，他忍受所有的一切，只为最后能够逃出生天。所以我在煤矿的状态跟他有点相似，我只要赚够钱就离开，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接受。其实我后来拍电影亦是如此，有过煤矿的经历，拍电影时遇到的困难，我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去面对和解决。
南都娱乐：你是在人生哪一个时刻笃定自己未来要拍电影？
菅浩栋：我觉得还是拍完《光盲》后。其实更早之前，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计划。我在大学时候买了DV，然后去拍摄，那个过程是我最美好、最难忘的、最快乐的事，要比我去学采矿的知识，或者下井的时光是要快乐很多。这种精神层面给你带来的快乐，是无法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的。但我在大学的时候也不能确定这个想法究竟能否落地，这个是很未知的，毕业后，我打算先到煤矿工作一年，然后拍一个片子去北京。当我去煤矿工作完拍了《光盲》之后，我拍电影的想法更加笃定了。
南都娱乐：有没有哪些至暗时刻，让你差点熬不下去？
菅浩栋：我想了一下，我还真没有这样的时刻。即使在疫情第一年，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在影视行业的坚持不下去想要放弃离开。只不过说是在做电影还是做流量短视频之间的选择而已。我有应聘抖音短视频的编导，上了一周班后，人家不要我，认为我不适合做抖音短视频。
南都娱乐：你是非科班出身的导演，有哪些导演或作品影响过你？
菅浩栋：在大学期间会有学生会组织我们去看投影电影，当时看的第一部电影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电影当时对我的影响非常震撼，第一次让我感受到电影是有魅力的，是可以打动人心的，让我觉得电影就像一部造梦的机器。之前我看电影都是在老家的电视上看央视六套，没有在一个很多学生聚众的场景去看大银幕投影，现在回味那一幕我还是非常难忘和震撼。所以，当时我特别想去尝试拍电影。后来贾樟柯导演的出现，让我知道电影离我原来可以这么近。
2015年去了北京之后，我开始大量地去看一些西方的电影， 比如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他最早期的《黄金三镖客》《廊桥遗梦》，以及在这之后的很多经典电影。他已经八九十岁了，还能自编自导自演，也让我意识到电影的魅力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保持青春和漫长。再到后来是伊朗的阿斯哈·法哈蒂、美国的科恩兄弟，这些导演拍的现实题材的电影对我影响蛮大的。大量的西方电影对我电影思维有很大的拓展。
南都娱乐：分享下你对好电影的审美标准？
菅浩栋：我不会因为别人对某电影的评价，继而影响到我对这部电影的喜欢或讨厌，我的感受很纯粹，就是看电影有没有打动到我，或者是有没有影响到我更多的思考。比如有的电影即使它的评分很低，但我看完还是会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好电影。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纯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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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的父子表达，
是内敛、含蓄和不善于言辞的
南都娱乐：电影叫“夜幕将至”是有什么特殊寓意？
菅浩栋：其实我们影片的内容很简单，讲的就是一天的故事，男主角从白天开始然后到家时夜幕就降临了，电影也随之结束了。电影收尾在夜幕将至的时候，所以片名就叫夜幕将至了。我觉得“夜幕将至”也寓意着新的一天、新的黎明、新的希望。
南都娱乐：电影里有很多远景镜头来展示山西河曲县的环境，那你这些景观记录用意是什么？
菅浩栋：它就是想突出人与环境，时间和空间的展现，尤其是这部电影讲了一个一天回家的故事。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两者经过的每一辆交通工具、回家的每一段路、路上遇到的人、遇到的风景。在影片中呈现的山西生活样貌，是我个人对山西，或者对自己老家的视觉上最直观的呈现。这也是我回家最熟悉的一条路和景色。
南都娱乐：电影里出现了很多烧香拜佛和算命的神秘主义的桥段，你认为在世俗之上，是有不可测的力量吗？
菅浩栋：我觉得中国人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很多中国人都会去求神拜佛，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大家都是求稳定，求安全，求心理安慰，好像有时候神是谁，也不太重要。尤其是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在这段时间里，人的生命都太脆弱了。影片最终的成片去掉了有关一些疫情的广播，原本我们在声音上加入一点设计，从这方面入手凸显出这是个发生在疫情背景下的故事。广播的内容包括科比的去世，马拉多纳的去世，两人是儿时记忆中的球星；我最喜欢的导演金基德的去世，他也是因为感染新冠在拉伯维亚去世，他是影响我迈上电影道路的启蒙导演。他们陪伴我度过了青春期，也陆陆续续在疫情三年中离开了，这是属于时代的一个印记。
南都娱乐：结尾处出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长镜头，选择用这种表现形式，你是想传达什么？
菅浩栋：一辆摩托车一直开到了终点，中间拍了一大段游走的镜头，加上结尾的部分都是开放式的，这些都需要观众去想象。结局的那条路，虽然通向了一条唯一的回家的路，但我觉得未来还会有很多种可能性。为什么镜头那么长？因为在镜头里整个的交通工具是变得越来越小，车上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少，回家的路也变得越来越窄，主角跟他父亲的对话也越来越少，直到没有台词对白。父亲在他前面为他遮风挡雨，但父子俩都在沉默着。其实这就是中国式的父子表达，属于内敛、含蓄和不善于言辞的，不像是西方人可以直接表达对家人爱，可以给对方一个正面的拥抱。而中国人则是选择用一种背部搂着的方式，骑摩托车是日常生活的一种体现，也可以当作他是跟父亲在拥抱，是一种内心靠拢的体现。我觉得画面中刮着的那股大风，也就像他俩之间内心波动的情绪和状态。其实我们拍了20天，前19天都风平浪静的，只有最后一天刮着大风，我们拍了下来。我觉得是老天给了我一个这样的惊喜，刚好也呼应了电影里一些神秘主义的桥段。
南都娱乐：在近期路演中，你跟全国的很多观众有直接交流，你从他们的发言中，是否听到了意料之外、超出你创作原意的观点？
菅浩栋：有一些观众对于剧情的解读，是我自己写剧本的时候没想到的，但我觉得这种互动达到了我去创作剧本的目的和初心，就是影片故事并非只有唯一的答案，它可以是多元的，可以容纳下多种声音，就像开放式结尾一样。比如结尾主角梁哲在坟头寻找的动作，从现实层面来看，正如大家最常看到的，他是在找手机和狗，但还有观众说他在找符。我们刚才所提到影片有在营造神秘主义气氛，中国人算命、拜佛求神的行为，对其内心的精神层面是起到非常镇定的作用。当这个符没有的时候，人的内心好像也变得慌乱。最后有观众解读说他是不是在找符呢？我非常认可观众这么有想象力的解读，它已经超出了现实层面的范围。狗和手机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物件，但这个符则是像是内心的精神寄托。还有观众说他是在找烟，我记得我有单独给一个老师看过这部电影，这个老师可能平常特别爱抽烟，他是抽着烟看完的，所以他问主角是不是在找烟。抽烟是释放焦虑和压力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找烟也可以是这部电影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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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坚定要拍一个发生在当下的现实主义故事
南都娱乐：主角梁哲，我觉得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回到老家后一直处在压抑和隐忍的状态，尽管一直被同乡的人问各种没有边界感和冒犯的问题，但是他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和体面，这种时刻都在忍的态度，是不是你个人性格的投射？
菅浩栋：其实就像我刚才跟你讲我的经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隐忍的人，我不是那么擅长或者喜欢跟人去正面发生冲突。当然也有这样的人的，整个影片的叙事包括表演都是非常冷静克制。我的隐忍既是性格也是这片土地孕育的，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的常态相处模式。
南都娱乐：从这部电影来看，家乡好像是一个又想逃离，但又无法割舍的地方？你个人对山西人这个身份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或者有没有认同感呢？你介不介意被人标签为一个拍山西故事的导演？
菅浩栋：我不介意，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各种质疑声成长起来的。我从一个学采矿的到现在拍电影，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大家都有各自的评价和见解。我觉得这是一部电影该有的样子，所以说故乡对我是有影响的，所有创作的灵感冲动都来源于刺痛了你，触动了你的部分。我每次写剧本的时候，尤其是写发生在家乡的故事时，我都会回到山西去创作写剧本。然后我会回到北京后，组建团队去拍摄、做后期。剧本的灵魂故事来源于我记忆中的故乡，但这个电影的拍摄技术最后的完成，是需要在北京这样有相应环境条件的城市去支持我完成。
南都娱乐：你未来还会坚持拍山西的故事吗？会不会尝试创造纯虚构的作品？
菅浩栋：我其实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我要坚持拍山西故事。这个是我真正意义的第一部电影，对我来说，我只是拍了我熟悉的经历过发生在家乡的这个故事。我在之前写了好几个剧本，有的剧本也都跟山西没有关系，各种题材风格的都有，只不过对我的第一部电影来说，我能有限的资源去实现，正好它只能在山西呈现出来。我还写过一部西部片，带一点黑色电影犯罪悬疑感；还有一个关于理发的故事，不分地域，我没有去告诉观众发生在哪个地方。这些都是我想拍的。
南都娱乐：这部电影的背景是疫情期间，有不少透露疫情对生活影响的只言片语，这其实是主旋律电影外的另一种疫情叙事，这可不可以视作是你记录和反映时代的尝试？
菅浩栋：我在一开始就很坚定要拍一个发生在当下的现实主义故事，因为这是我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也都是现实题材的。疫情三年，并没有哪部电影能够去讲疫情背景下普通的人的生活经历了什么、遭遇了什么。经历三年疫情，很多人不愿意去看刺痛自己的电影，大家想去看让自己爽的电影。但是我觉得，可能过多几年，这部电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 实习生 郑昕晅
